作者/顾翎羽 李莹

2023年1月31日，晚11点，三里屯的寂静比平素来得更早。随着隔壁太古里的人流散去，酒吧街的喧嚣也逐渐隐没了。霓虹灯的招牌忽隐忽现，零星路人的影子就像暗色的磷火一样跳跃着。

就在一天前，“三里屯酒吧街要在1月31日关停”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。一时间，愕然和遗憾刷屏了朋友圈。在这传说中的最后期限到来之际，我像众多游客一样赶来想要亲历“最后一夜”。

(资料图)

酒吧街上尚有14家店，有几家已经歇业，门上贴着腾退通知书，但超过一半的酒吧还在营业。店内也出现了久违的高朋满座的场景。路上满是来拍照打卡的游客，我认出其中有不少是媒体同行。服务生忙着招揽客人：“美女，不进来喝一杯吗？”甚至警车也出现了。

我想拍下一个正在拍照的女孩，镜头对准的瞬间，却发现对方正在拍我。

冷清了许久的酒吧街突然被大众重新记起， 所有人都意识到，这可能是这条街最后的高光时刻了。我随意走进一家酒吧，几乎每一个人走进来的第一句话都是问，“老板，明天还营业吗？”

三里屯酒吧街，指的是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北路，全长260米，临近使馆区。这里曾是北京夜生活的地标之处。“最繁华的时候，凌晨三点，这里的生活才刚开始。”一位酒吧街的“老人”告诉我。 那时候，没有人会觉得这条街有一天会冷清下来。“北京有这么多人，全国有这么多游客呢。”

2022年12月25日，酒吧街老板们收到了三里屯街道办事处的一纸通知书，要求他们在2023年1月31日前清空并搬离房屋。此事经媒体报道后，三里屯街道办回应称，酒吧街即将启动建筑物隐患消除工程，未来将继续保留酒吧街品牌，并引入轻食、咖啡等更多新业态，满足更多消费需求。

酒吧街商户大门上张贴的《限期腾退房屋告知书》。 摄影 /魏媛

不过，至少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的夜晚，仍有老板表示第二天还会营业。 他们有人说没接到腾退通知，有人接到了，但还打算和街道办继续“博弈”下去。至于这条街和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怎样，谁也给不出一个准确的答案。

但是无论如何，属于这条酒吧街的时代和故事，已经要落下帷幕了。

新世界和旧世界

在被称为“不需要娱乐”的北京，存在了28年的酒吧街如同一块飞地。时光好像也绕过了这里。客人们换了一茬又一茬，酒吧的风格却好像一直都停留在20年前。

对酒吧街的第一代经营者路姐来说，这里变化不多，只是她从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变成了退休老人。

1998年，路姐来到三里屯成了一个酒吧老板。对她来说，酒吧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即使20多年过去，她也记得当年正月初五每一个商户门口放鞭炮的热闹，也记得对面的太古里还是服装市场时，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在这里逛街、喝酒和跳舞的畅快。

如今的路姐已经退休，赵哥接替了她的位置。 疫情三年，他交着每年100多万元的房租，却不得不屡屡关店，尤其是2022年，酒吧自4月以后就几乎没有开过门。

赵哥坦言，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接到允许恢复营业的正式通知，但迫于生计压力，老板们还是纷纷“强行营业”。

酒吧的经营成本不低。 多位酒吧街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对面太古里的租金是每平方每天100元，酒吧街针对“一房东”的房租是13元-14元，二房东则是这个数字的两倍。“现在已经没有一房东了，他们年龄大了，干不动了。”赵哥告诉我。

由于没有得到许可，三里屯的酒吧很久以前就没有了歌舞表演。每一家酒吧巨大的屏幕里都放着吵闹的舞曲， 但空荡荡的舞台不知道主人去了哪里。

在另一家酒吧里，我试图和一个外表英俊的服务生搭话。 我问他从事这一行有多久了，他说他以前是这里的歌手。“如今不需要唱歌了，我想回来的时候就来当服务生。”

酒吧里的报纸，“老旧小区改造”。摄影/顾翎羽

李瑞是这家酒吧的一名工作人员。他在这里工作快要十年了，脸上有常年熬夜的人特有的疲惫。过去的几千个日子里，李瑞每天都待到最后一个客人散去，再打车回通州的家里。 2022年因疫情停业的八个月里，他靠着店里提供的北京市最低生活补助和送快递的收入来养活孩子。

当被问及为什么不离开时，李瑞没有接话。他只是默默打开抖音，给我看这家店里之前热闹的样子。在抖音上，他们有数十万粉丝。

“老板人好，我们店其实疫情来每个月都在亏损，但是也从来没有裁过人，他当时说，只要不离职，等到恢复营业了，就把钱补给我们。可是现在也没法正常营业了，我要怎么办呢？”他告诉我，在这条街上工作的至少有三四百人，绝大多数人都已服务多年。

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酒吧街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年代感，也让这里有着与时代脱节的脏、乱、差。 无论经营者们怎样强调酒吧街的历史和美好，打开大众点评，这里大多数店的评分都只有可怜的3分多。 我在店里的时候，有一群年轻人进来后发现没有表演也没有想要的酒，很快又离开了。

“对面的太古里是新世界，酒吧街就是旧世界。想去新世界的人不会来旧世界，想来旧世界的人也不会允许我们改变。” 赵哥意味深长地说道。

我点头表示赞同，抿了一口价格几乎是外面一倍的酒，味道不太好。

从辉煌到没落

酒吧街的没落不是一朝一夕。

曾任三里屯街道办事处主任、工委书记的李晓光在后来的座谈中提到，1990年代初期，他们在三里屯北路建成了30余间简易房，那就是三里屯酒吧街最早的雏形。 酒吧街的前身并不经营酒吧，当时街道曾提出过瓷器一条街、玩具一条街、工艺品一条街等等，但都因规模小、品种杂而未能成功。

1995年“云胜 （swing） 酒屋”出现在三里屯北路。那时三里屯北路西侧都还是外贸服装市场，东侧的一排店铺中除了云胜是酒吧外，还有着做其他各种生意的店铺。后来出名的“男孩女孩”酒吧当时还只是仓库。

看着云胜的生意越做越好，周边店铺慢慢地也都自发调整了经营范围，酒吧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到1998年左右，三里屯北路一共开设了28家酒吧。三里屯酒吧街的名头逐渐打响。

当时任三里屯街道领导的郭卫红曾表示，三里屯酒吧街能成为北京的标志性街区，就像是一场没有经过彩排的喜剧，有点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意味。

原本以汽配生意为主的三里屯南路，也于1996年前后相继诞生了一批独具个性的酒吧。“咖啡咖啡”是南路的第一家，老板是一个有着欧洲生活背景的中国留学生。后来，明大、隐蔽的树等酒吧开起来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艺人士。

音乐圈和演艺圈的人曾经是三里屯酒吧街的中坚，崔健、王菲、罗大佑等都是三里屯的常客。不同层次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，构成了独特的三里屯酒吧文化。

酒吧里的照片墙，许多名人曾在这里留影。摄 影 / 顾翎羽

三里屯是北京最著名的涉外地区，云集着诸多驻华使领馆和其他外国机构，涉外宾馆、外国商社和外交公寓散落其间。

曾任三里屯街道办事处主任的李国曾提到， 最早出现在三里屯的酒吧并不是办给中国人的。 这从他们最初的环境布置，提供的洋酒和西餐，播放的外国音乐，甚至是英文的酒吧名称、英文的酒水单，以及针对老外收入水平确定的服务价格等方面都看得出来。

1996年以前，这里的外国客人比例能够达到95%。后来随着酒吧街知名度的不断提高、世界杯氛围的催化，国人的消费热情得到激发。到2003年，常来三里屯酒吧的客人中，外国人的比例已经降到了30%左右。

1998年到2002年是三里屯酒吧街最辉煌的一段日子。到了节假日，酒吧有时还得用卖票的方式来控制客流。李国回忆： 2001年7月13日，北京申奥成功那天，酒吧街聚集了大约三四万人狂欢庆祝。当晚10点，所有酒吧的啤酒都已被客人喝光。

当时，据有关部门估算， 酒吧街年客流量接近百万人次，销售额超5000万元，创增加值近千万、税收上百万，提供就业岗位500个以上，带动相关行业几十个，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三里屯酒吧街提升和扩大了三里屯的吸引力，影响力和知名度。众多符合地区产业发展特色的项目，三里屯village、盈科中心、三里屯SOHO、世茂工三、首开幸福广场、永利国际中心等商业综合体纷至沓来。而三里屯的繁荣和发展，又为三里屯酒吧街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。

然而， 随着什刹海、朝阳公园西门等新生酒吧区的相继开发，北京酒吧街的格局悄然发生了变化，三里屯的先发优势不再明显。 2004年6月，三里屯南路开始拆迁，迎来了多元化的商业区开发。2008年，商业综合体太古里落成开放。从此之后，一街之隔的酒吧街生意愈发冷清。

同时， 由于经营和管理上的问题，酒吧街逐渐乱象丛生。这里曾经深入人心的酒吧文化和标杆形象，在新一代消费者的眼中变得模糊。

北京夜店从业者阿超不喜欢三里屯酒吧街： “口碑太差了，黑店太多，导致很多人不敢去玩。” 阿超2015年左右第一次去三里屯酒吧街的时候，就被“宰”了好几千。很多不明就里的顾客觉得啤酒不会有多贵，所以不看酒单就点啤酒，结果结账时一看，一打啤酒三四千。这样的情况在大众点评上比比皆是。

酒吧里的标语牌。 摄影 / 顾翎羽

“后海那边贵是贵点，但最起码明码标价。”阿超说。在他看来， 与三里屯酒吧街相隔不远的工体夜店一条街，才是现在北京真正的夜生活中心。

不过，总有人不会这么想，对他们来说，这里有特殊的意义。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来打卡，不会有社交媒体上声势浩大的讨论。

夜已经深了，我准备离开。我回头看，赵哥仍旧坐在吧台上玩手机，他戴着棒球帽的身影好像一个孤独的问号。店里仍在放着《大话西游》的主题曲《一生所爱》，于是我走了出去，服务生见状对我说“下次再来。”门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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